• 2006-08-08

    摘抄 - [乱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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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写前人已经写过的东西,那是没有用处的,除非你能够超过它。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要做的事情是写出前人没有写过的作品,或者说,超过死人写的东西。说明一位作家写得好不好,唯一的办法是同死人比。活着的作家多数并不存在。他的名声是批评家创作出来的。批评家永远需要流行的天才,这种人的作品既完全看得懂,赞扬它也感到保险,可是等这些捏造出来的天才一死,他们就不存在了。一个认真的作家只有同死去的作家比高低,这些作家他知道是优秀的。就好比长跑运动员争的是计时表上的时间,而不仅仅是要超过同他一起赛跑的人。他要是不同时间赛,他永远不会知道他可以达到什么速度。

    ——海明威《同“音乐家”的一席独白》

    一个故事的语言和这个故事的内容之间的分岔或者平分秋色,会消灭说服力。   ——略萨,《给青年小说家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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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

  • 都好
  • 文学首先是内心体验的外化,然后才是沟通我与非我的桥梁。书写之先就存了比试的念头,已落了下乘。要与人家比试,就先站在了人家的跑道上。
  • 啊!!你QQ多少?
  • 海明威是否读过弗洛伊德不得而知,但他一定没读过布鲁姆的《影响的焦虑〉,所以还敢说一些前语言学转向+前弗洛伊德的话来:“写出前人没有写过的作品,或者说,超过死人写的东西”云云。其实用症候式阅读可以读出老海已经陷入影响的焦虑:面对浩瀚的文学史,作家们妄想摆脱前辈的影响,而被“创新这条狗”追得心身交瘁。按照伊格尔顿对老布的理解,真正牛逼的作家不是追求前无古人的主儿,而是感受到并敢于承认父亲影响的无所不在,然后尽其所能去削弱他的影响(弑父)。这样布鲁姆即柔和了后结构主义和心理分析的若干洞见,又给创造性留了地盘,提出了一种比“作者已死”更有说服力的诗歌(创作)理论。伊格尔顿和布鲁姆都是聪明人,却没能(或不屑?)用这个理论分析学术家。在我看在这点上学书家比作家自觉,影响的焦虑是学术界的集体共识。葛兆光在年轻时信誓旦旦要做到读尽清史(宋史?或什么史?不能记起),但很快绝望的发现每本他从图书馆借出的史书都有一个读者的名字在他之前:钱钟书。也许葛兆光的学术弑父对象是钱钟书。而钱钟书是留过洋的人,预感到学术,大学体制,和知识的批量生产的时代已经到来,于是不言创造,只言博学。(连写的小说都是句句用典,用你的话说就是搞艺术的同时在显摆文化,端的厉害。)钱氏是自觉到影响的焦虑的,但人很谦和尊重长辈,这大概与中国传统述而不作的教育有关。可是述而不作亦可称为美德之一种,因为它要求理解力和博学,所以一样让钱青史留名。可惜象钱钟书这样的人真是凤毛麟角(我指的是他的谦和,遑论其他!),如今学术论文的降龙十八掌之一便是弑父式:爸爸妈妈(甚至哥哥姐姐)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理解的。我认为他们全错,我说说我是怎么理解的。这个招式本身其实很管用,可管用的前提是操招之人需得内功如郭靖般深厚,方能显出威力来。不幸的是,多数在学术界混饭的同志们不休内功,种种弑父之壮举全是低幼发挥,最后都成为吐口水,学术唾沫横飞。试图缓解焦虑的结果却是父亲的影响更加难以撼动。好在学术和大学体制扩张的动力之一是现存社会制度再生产(或曰复制)的需要,低水平重复是被体制有意无意鼓励的。创造性是好东西毫无疑问。但是如果每个人都能创造的话,那就不叫创造性了。一句话,即便如布鲁姆所理解的创造性仍然是稀罕物, and 我稀罕创造家。